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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战火到焰火——湘西“钢火烧龙”的田野考察

时间: 2019-03-21 19:07 作者:孙文辉 来源: 中国发布网 点击:

  一、走进苗疆

  2017年9月29日,我受湘西朋友的邀请,至乾州古城参加自治州60周年州庆活动之一的“钢火烧龙狂欢夜”。

  钢火烧龙是吉首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市级项目,也是湘西近年来影响日增、最具活力、参与者众多的群体性民俗项目。它的主体是舞龙,但与其他地方的舞龙不同的是,在舞龙的同时,它要在“龙”身上喷射焰火,舞龙者赤膊上阵,在焰火中穿行狂舞,特别彰显出现阳刚之气、突现出湘西汉子的狂野。

  

 

  观赏着在焰火中奔腾的舞龙,我想它什么时候从何而来?它为什么显现出这样独特的形态?

  2018年4月,我再一次来到了湘西。主要的目的是考察苗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,其中包括我所关注的“钢火烧龙”。为此,我把热爱乡土文化、钢火烧龙项目的真正抢救与保护者、年轻的企业家张孝铭请进了考察团队。

  历史上明清两代在湘西修筑了中国的南方长城,这样,就形成了一个特定的苗族历史文化的区域,它处于凤凰、花垣、吉首、保靖四个县市之间。这个区域,史称“苗疆”。

  在清中期乾隆嘉庆年间,这里发生了一场历时两年的战争。战火在苗疆漫延,震动朝野。战争异常残酷。

  苗人方面,苗民死伤无数,石三保、石柳邓、吴天半、吴八月、吴廷义等苗民领袖,战死者的头颅被送往北京、生擒者被押往京城凌迟而死,其近亲绝大部分罹难。

  清军方面,朝廷投入7省18万兵力参与战争。前后有福康安、和琳两名统帅死于苗疆。还有贵州提督彭廷栋,四川总督孙士毅、镇筸总兵明安图等110余员将官战死苗疆。战争不但使清王朝从康乾盛世开始急速地走向衰败,同时也使这一区域内的各民族同胞创巨痛深,至今伤痕犹在。

  然而,令人诧异的是: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之后,原始而古老的苗族历史文化仍有奇迹般的保存,而客家文化也随着战争进入苗疆后又有新的发展。这是为什么?我们要全面地了解湖南的真历史,就应该去看看。

  二、战争中的火药

  苗疆乾嘉战争,是一场冷兵器向火器过渡时代的战争,也是一场冷兵器与火器并用的战争。在这场战争中,火药,在战略上显示出巨大的威慑力,在战术中也显示出巨大的杀伤力。

  

 

  战争的双方都使了火药。

  清军在苗疆战争中,动用了大量的火炮、火枪及火弹。在乾隆二十一年(1756)颁行的《钦定工部则例造火器式》载有各类火炮共85种,同年的《皇朝礼器图式》中鸟枪,红衣大炮,子母炮这三样火器成为制式武器。火炮和火枪在苗疆战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。火弹,即以手投掷的火器,是手榴弹和手雷的前身;在苗疆战争中,有文献记载:“奋勇兵丁即抛火弹攻打,将苗寨焚毁,烧死逆苗甚众。”

  七省官兵进入苗疆,需要大量的火药。火药来自哪里?又怎样转运?湖广总督毕沅奏:“臣现驻扎常德,设立总局,按兵核算,通盘筹划,就附近辰州之长沙、岳州、常德、澧州及荆州等属水次各州县,先尽常社存谷碾米,迅速运赴常德,陆绩转运军营,宽为储备。至逆苗藏匿深山,非火攻不能得利,是枪炮一项,最为紧要;并查硝磺系楚省出产,武昌省城本有火药局,业已札饬臣标中军,就现存火药运赴来常转运,仍即源源制造。”在乾嘉战争中,从常德到辰州(今沅陵)运送火药,原来是用背夫走旱路,背夫多是苗人;战争爆发后,用苗人肯定不放心,因此改为雇小船走水路,再由辰州派护兵分发各地。

  在苗军方面:战争初期,苗人派出侦探、深入敌营,“身带硝磺,遇便放火”,当乾隆皇帝得知此事,十分惊诧:“苗匪何从得有此项硝磺?等事后一并查办!”随着战争的深入,乾隆皇帝终于明白:苗民自古都是生活在深山穷谷之中,靠打猎为生,所用鸟枪鸟铳,官府历来不禁。“一硝二磺三木炭”,苗人很早就知道制造火药的配方;“苗境内向来出产硝磺,即可配制火药”。

  苗军的装备,一方面自造,另一方面则来自对清军的缴获。乾隆六十年(1795)二月二十二日在花垣雅酉的排打扣一战,苗军全歼镇筸(今凤凰)总兵明安图在内的1400余名清兵,就缴获了清军的全部武器。

  我们在这次对苗疆的田野考察中,也看到了很多的当年战争的遗迹,边墙、营汛、碉楼、烟墩,还有制造火药的石臼、运送火药的背桶……

  经历了两年多的血雨腥风,消耗了无数的枪炮与火药,乾嘉苗疆战争趋于平息。苗族起义领袖全部被镇压,十数万疲惫的清兵先后撤军。服务在苗疆的地方官开始善后,他们清厘界址、重修边墙,实行“民地归民、苗地归苗”;然后在苗疆实行“屯政”,开始苗疆的休养生息。

  火药,就这样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......

  三、苗疆新居民

  修好了边墙,民、苗隔越;但边墙是靠人来守卫的,因此,苗疆来了一大批既不同于客家的民人,又不同于世居于此的苗人,他们是实施屯政而来的“屯勇”(亦称屯丁)。

  

 

  (马颈坳屯丁后人:龚循金)

  

 

  (马颈坳龚氏族谱)

  据不完全统计,苗疆边墙达360多公里,沿途建有13所塘汛,24座营堡和1232座碉楼。营汛,集中居住着这些新来的屯丁。而因战争死亡、逃亡或民人退出苗疆所形成的那些无主的田地,成为了屯田。

  此时,凤凰厅同知傅鼐(1758-1811)在《屯田论》写道:“兹楚省三厅红苗既平,我皇上准设屯政,使守碉勇丁且耕且守,自此苗疆有长戍之勇,而勇之缺,不使外招,国家无转运之粮,而粮之充,皆自田出,而且器具牛种皆给于官,勇丁佃耕”。于是,“兵民相辅、以兵卫民、以民实屯,寇至则战,寇退则耕,民屯合一,自耕自守”的屯政开始在苗疆实施。朝廷在乾州厅除了安置屯千总、屯把总、屯外委等官僚外,还配置了屯丁六百名,其中百总六名,总旗十二名,小旗十二名,散丁五百二十名。

  这些世代驻守苗疆、扎根屯营,世代为兵、父亡子继、兄终弟及的屯丁(屯勇)将从何而来?

  纵览历史,自汉代以来,军士屯守戍边的兵源,主要来自四个方面

  1、留守:征讨军队的本部兵留守戍边;

  2、隶附:收用投诚、投降的兵士;

  3、谪发:犯罪充军而发配边疆当兵;

  4、招募。

  从苗疆战后的情况来看:“留守”,参加战斗的七省官兵,因战争残酷加上水土不服,伤亡惨重,留守的士兵几乎为零。“隶附”,事实上,投诚投降的苗民可以成为苗总、苗守备,但不适合、也没有成为屯把总、外委、屯丁。“谪发”,苗疆是祸患之地,又与内地邻近,不会让有犯罪前科的人前来屯守。

  那么,屯丁的来源就只能是招募。而那些下级军官,包括电千总、把总、外委等,也有可能来自因参战而立功的士官。而招募,才是屯丁的主要来源。按常理,招募屯田的青壮农夫,不会离苗疆太远;招募在附近客家人聚居的“民区”进行,则有很大的可能。

  喜鹊营的屯民,正好证明了这一点。

  “钢火烧龙”就诞生、发展在边墙之下,至今保存完好的地方就是战后的重要兵营——马颈坳镇所属的喜鹊营。

  

 

  (喜鹊营城墙遗址)

  在喜鹊营,我们看到了一块明代的墓碑,上面载明,喜鹊营在明崇祯年间隶属湖南辰州府麻阳县。到了清代,喜鹊营才隶属于乾州厅。

  

 

  (喜鹊营屯军墓葬群)

  喜鹊营正式立营于嘉庆二年(1797)正月二十一日。《阿桂奏请于喜鹊营安兵等情奏》载:“从前和琳原奏拟于轨者一路筑堡安兵,以资联络,今查核形势,现在轨者一路业已来往相通,毋庸驻兵苗地之内,以至苗民疑惧。惟自镇溪所起,由喜鹊营以至保靖,实为苗疆沿边大道,在轨者之外,如于喜鹊营一带,将来酌量筑堡安兵,颇为扼要”。后来清军将领明亮又经此地,上了同样的奏折,提出“将从前原拟于轨者地方筑堡安兵之处,改设于喜鹊营一带”。因此嘉庆皇帝朱批:“依议速行”。于是,湘西苗疆一个重要的兵营,从轨者汛(今家庭寨)迁往了喜鹊营。

  喜鹊营驻地旧属辰州府麻阳县。那些以屯勇的身份举家落籍苗疆喜鹊营的客家人,均与麻阳有关。

  

 

  (喜鹊营边墙遗址)

  至今居住在喜鹊营一带的屯丁后裔,主要有邹、杨、阙、黄、满等姓氏。查相关资料,各姓迁徙情况如下:

  邹氏:据《麻阳隆家堡邹氏》族谱:“先世明洪武年间自江西往湖南为官,解职后定居麻阳县隆家堡。后裔孙从隆家堡分迁张家垅、潘家坪、车头等处。"隆家堡与喜鹊营直线距离仅75千米。

  杨氏:自明永乐年间从江西迁往麻阳库屯江口石垄溪,始迁祖生四子,第四子迁苗乡,成为进入苗疆的始迁祖。石垄溪与喜鹊营直线距离仅85.7千米

  阙氏:从福建洒州永定县丰田里,由始迁祖阙寿卿于明洪武二年迁往湖广,其二子阙荣昌落户麻阳高村补池溪,成为进入苗疆阙氏的始迁祖。麻阳高村与喜鹊营直线距离仅64.6千米。

  黄氏:据《麻阳茶溪定园黄氏》族谱载:始祖黄元周于宋仁宗年间自广西蒿草坪奉诏平苗,驻守辰龙关,先后居辰溪县龙门溪、麻阳县茶溪定马园,是黄姓迁入苗疆始祖。麻阳县茶溪与喜鹊营直线距离为87.0千米。

  满氏:迁徙始祖满昌国,南宋时因二子满运乾由江西泸溪知县降为辰州府泸阳县岩门分司,徙居麻阳,成为苗疆满姓迁徙始祖。

  这些姓氏的人,虽是来自喜鹊营南面一百公里范围内的麻阳;但他们的先祖或近祖,都是来自江西和福建。

  江西和福建人在春节的习俗中,都有元宵舞龙迎春的传统。

  战火熄了,火药尚存;舞龙兴盛之际,也是烟花炮竹兴旺之日。也许,在晚清某年春节的某一时刻,火药被狂野的人们烧进了龙舞之中,人们得到了异常的快乐;从此,由小变大、由少变多,火药就随同屯勇们“玩”进了舞龙习俗之中——当地人称之为“钢火烧龙”。

  四、马颈坳烧龙

  苗族学者石启贵(1896-1959)于1940年完稿的《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》记叙了苗疆的春节与钢火烧龙,他写道:

  迎春,为清朝之旧习,每于立春前一日行之。……苗民看春,几习成风,异常热烈。每届此日,男女老幼,尽量装饰,形形色色,光怪陆离,父率其子,姐率其妹,麇集于云,前往观之,为数不下万余人。而一般屯土官弁,尤为洋洋得意,是日穿着礼服,调集部属之兵丁,各持武器,列队游行,威武凛凛,气象庄严,随着邑宰一路同行。绕场示威。红绿旗伞,随风飘扬,鼓锣喧阗,震天动地,龙灯狮子,充满全场。

  

 

  (元宵节马颈坳火龙巡游)

  在迎春灯庆中,苗疆的习俗受客家文化的影响,在正月初,即挑选一班强壮青年,组成临时性的灯庆组织,正月初八出灯,十五日送灯;名目繁多的灯采舞龙出现在苗疆各县邑。钢火烧龙就出现在这种热烈而持久的迎春灯庆之中:

  三十年前,凤凰县属鸭堡赛,扎一大龙,独特超群,达九十九节之长。舞技极为精彩。弯弯曲曲,转动自若。前行耍宝,龙后随之。鼓锣七八套,声震闾阎。观若堵墙,盛况热烈。舞时,主人以硝钢水烧之,钢花四溅,极为壮观。有好能者,上衣解尽,赤身进入,用硝和钢花对其背上烧放。舞毕,主人便封铜元送之。

  1940年的“30年前”,正是清宣统年间。石启贵纪录的是鸭堡塞,有同样条件的马颈坳喜鹊营也有可能舞动钢火烧龙。

  马颈坳的老人都说:我们的祖上就开始扎龙、烧龙,代代都烧。

  如今,在马颈坳,一个完整的钢火烧龙团队由扎龙、制火药、祭祀、乐队、舞龙5个小团队组成。

  正式烧龙之前一周,扎龙匠人开始扎制纸龙。龙头是主要部分,长、宽、高约一米,选择三年以上竹子,破成篾条,扎出龙头轮廓。在轮廓上裱糊皮纸、白纸,然后彩绘,金线勾边,用剪纸花样装饰,龙身需以竹子编成篾箩,成九节,龙长15至20米。

  

 

  (制龙)

  制药即做火药,当地称“花儿”,这是一个技术活,也是钢火烧龙“钢火”的源材料。与一般的烟花不一样,花儿的制作材料需要“一硝二磺三木炭”外,还要加入白酒。白酒选用本地产的苞谷烧,是50度以上的烈酒。花儿粉采用世代相2传的保密配方制作而成,不干不湿,恰到好处。接着就是装筒,将调好的花儿粉装进火药筒里。火药筒直径10-15公分,20-30公分长,选择三年以上楠竹做成,一边空出口子,一边保留竹节做底,底部中间预留火眼,用普通白纸或卫生纸做纸捻子,筒底先筑泥2-3公分,然后装药500-1500克,即1-3斤左右。火药筒的大小决定了火药的多少,火药的多少决定了烧龙时间的长短。装火药筒的诀窍是泥巴筑紧,火药不紧不松。药太紧,易爆筒,即爆炸;药不紧,烧龙时,没有烈焰,花儿射程不远,不精彩。火药筒装好,师傅们还要试火,看花儿射程与燃烧效果。

  

 

  (制药)

  接龙,就是龙队将制作好的龙迎送到河边进行祭祀。在舞龙之前,由有威望、内行的长者敬酒,烧香、烧纸,与土地神以及天地诸神进行沟通,表达对神灵的尊重,祈求神灵的保佑。

  化龙,是烧龙的最后一个环节。烧龙结束后,领头人带领舞龙队伍,带上烧过的龙头龙身,在河滩边进行化龙祭祀。祭师首先摆好祭祀品点燃三根香、纸钱先拜土地神,再朝天地各拜三下,然后朝河边奠酒三杯,口中念诵祝词:“巍巍华夏,山高水长。迎接祥龙,佑我四方。送走晦气,四季安康。龙归大海,五谷满仓。”念完,再烧钱纸,众人将龙头、龙身上的碎纸、破布象征性地撕下一些扔进火堆,最后燃放爆竹,意为将龙的灵魂送归大海同时祈求来年风调雨顺、人寿年丰。

  马颈坳的钢火烧龙,同样与湘西的年节习俗紧密相连,一般正月十一烧龙队伍开始过村走巷拜年,正月十三预热,俗称“小烧”。小烧过程中,整个村寨便开始热闹起来,烧龙活动会持续到凌晨2到3点。最热闹的是正月十五元宵夜的烧龙活动。天未黑,来马颈坳看烧龙的人已是人山人海。几个村寨多条龙队汇聚一堂,舞龙者高喊“要花儿”“要花儿”,烟花火药在黑夜的天空中闪耀……

  

 

  

 

  近年来,马颈坳钢火烧龙已成为湘西重大庆典活动中的必有项目,也成为湘西的一张非物质文化遗产名片。

  曾听说过这样一种言论,说:中国是火药的发明者,却只知道用来做花炮、放焰火;而西方人却用它来做枪炮,把中国人打得趴下。

  这种人也许从来不知道,中国人的花炮和焰火,正是从战争中的火药转化而来。在湘西苗疆,我们深入田野、正是去了解中国人“铸剑为犁”,“化千戈为玉帛”的历史,去考察和善精神在火药文化中的具体体现。

  我们从苗疆战争和钢火烧龙中懂得了:

  花炮与焰火,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征;它本身同样也是一种抑恶扬善、彰善瘅恶的历史文化和优秀的传统文化。

  (作者:孙文辉,湖南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,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)

(责任编辑:admin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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